火枪、天主教和欧洲人是怎样进入日本的？│ 左图右史
《南蛮人渡来图》的“南蛮”首领与传教士们
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，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，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“远夷”的时候，日本人则称其为“南蛮”。
撰文 | 刘钝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/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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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蛮”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南方少数民族歧视性的称谓，在日本战国时代晚期的16世纪，则专指葡萄牙或西班牙人，相当于明代中国人所称的“佛郎机人”。当时日本人的地理概念相当模糊，只知道这些人多从南亚、东南亚或南海泛舟而来，故称之为“南蛮”（nanban）。他们乘坐的大帆船，则被称为“南蛮船”。16、17世纪日本的绘画中，有许多关于“南蛮船”的描绘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狩野内膳（1570-1616）绘制的“南蛮屏风”画了。在介绍这幅涉及东西方交流的名作之前，让我们先从日本人最早见到的“南蛮”说起。
1543年，也就是哥白尼的《天球运行论》与维萨留斯的《人体构造》同时出现的那一年，一艘从暹罗（泰国）经澳门驶往舟山群岛一带的武装走私船遭遇台风，漂流到日本九州以南大隅群岛中的种子岛（现属鹿儿岛县管辖）上。船长是一个自称五峰先生的“大明儒生”，真名是王直或汪直，安徽歙县人，生年不详。他如果生在一个开明外向的社会，很可能成为一位跨国商贸集团的老总，或者扬威海外的民族英雄，可惜际逢明朝禁海的时代，只能当个海盗集团的老大，最终于1559年被官府捕杀。话说当年船上有近百名船员，都是被明朝官民称为倭寇的法外之徒，船上还有几个葡萄牙人，他们的相貌穿着与东方人完全不同，语言也不通，被当地人目为奇观。其中两个为首的葡萄牙人手里总是拿着件二三尺长的铁管，沉甸甸的，装填上火药，以火绳引燃，一阵浓烟一声巨响之后，管中的铅弹即可飞出打击远方目标。
种子岛的领主惠时是日本战国时代岛津氏的家臣，其子时尧（1528-1579）当年只有15岁，闻讯后立即率领数十叶小舟找到这艘海盗船。他对船上两位“蛮种”手中的家什十分感兴趣，不但出重金购买了“铁炮”，而且学会了如何瞄准、发射与制备火药，又着岛上数名铁匠仿制，都没有成功。翌年又有“蛮种贾胡”来岛，遂请著名工匠八板金兵卫拜师学艺，“渐经时月，知其巷而藏之，于是岁余而新制数十之铁炮，然后制造。”当时日本正处于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，各地领主、大名闻风而动，不久“种子岛铳”（tanegashima gun）就传遍日本各地，种子岛也名声大振。
若干年后（1606年），时尧之子久时请临济宗僧人南浦文之（1555-1620）著《铁炮记》以志其事，文称：
贾胡之长有二人，一曰牟良叔舎，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，手携一物，长二三尺。其为体也，中通外直，而以重为质；其中虽常通，其底要密塞。其傍有一穴，通火之路也。形象无物之可比伦也。其为用也，入妙药于其中，添以小团铅，先置一小白于岸畔，亲手一物，修其身、眇其目，而自其一穴放火，则莫不立中矣。其发也，如掣电之光；其鸣也，如惊雷之轰，闻者莫不掩其耳矣。置一小白者，如射者之栖鹄于俟中之比也。此物一发，而银山可摧、铁壁可穿也。奸宄之为仇、于人之国者，触之，则立丧其魄。
图1 南浦文之《铁炮记》书影
图2是一幅有关《铁炮记》的插画，作者可能是江户时代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（1760-1849）或其门生。画中右上方的汉字是“天文十二癸卯八月二十五日，大隅国种子岛漂流”，“天文”是日本年号，“天文十二年”即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，岁在癸卯；左上方是两位“贾胡之长”的名字：牟良叔舎”的原名应该是antónio mota（片假名的罗马对音murasyukusya），“喜利志多（侘）孟太”的原名应该是francisco zeimoto（片假名的罗马对音kirisitamota），其中“喜利志多孟太”较原文少了一个“侘”字。他们是日本人最早接触的西洋人。
图2 最早来到日本的西洋人与他们的火绳枪（葛饰北斋，约1817年绘）
所谓“铁炮”，就是火绳枪，15世纪中叶首先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使用，16世纪西欧诸国已普遍装备。使用时先从枪口倒入火药，再用长条细棍将弹丸从枪口塞入枪膛，发射前打开位于枪膛一侧的火盖（保险装置）并连接火绳，瞄准之后扣下扳机即可引爆火药。火绳枪手身上挂满弹药和一根火绳，战斗期间火绳需保持燃烧状态。
中国北宋年间就发明了初级的发射火器，元代进一步发展了火铳。带有触发与引燃装置的西洋火绳枪则于明代嘉靖年间传入中国，因其精准可以击中飞鸟，也被称作鸟铳——这里要提醒明清之际的鸟铳是战斗武器，不是现在意义的鸟枪。明代名将戚继光（1528-1588）《纪效新书》《练兵实纪》、赵士桢（约1553-1611）《神器谱》等兵书都有记载。戚家军的“鸳鸯阵”（12人一组的战斗序列）里也配备了火绳枪手，如图4。
在谈到技术与发明对社会的影响时，马克思说“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”，验之于热兵器在欧洲的流行颇有道理。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，人类间的战争从冷兵器时代真正进到热兵器时代。荷兰的毛里茨亲王（maurits van nassau，1567-1625）在尼德兰战争期间对军事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，他把火绳枪手从装弹到射击的过程分解成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，还为每个动作规定了发令词，训练士兵按照这种机械化的程式战斗。图5是毛里茨率领的荷兰联省军队的战斗队列：方阵中间的长矛兵专门对付敌方骑士的冲锋，两翼分布着排成若干列的火绳枪手，轮番上前射击以保持火力不断。最终荷兰人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-奥地利系神圣罗马帝国而赢得独立。
火绳枪的缺点是操作复杂，从毛里茨亲王专门制定操作程式就可以看出来，另外每个枪手需在身上携带长达数米的火绳，一不小心就会点燃自己背缚的弹药，遇上风雨天还要防止火绳熄灭。后来有一位法国锁匠发明了借助弹簧撞击燧石引爆火药的装置，17世纪中叶欧洲军队已普遍用燧发枪取代火绳枪，只是人们还是习惯把使用热兵器的步兵称为火枪手。图6是伦勃朗（rembrandt, 1606-1669）的名画《夜巡》，画中的主要角色全都实有其人，持枪人手中的火器更可能是燧发式滑膛枪。
火绳枪在东亚的寿命更长一些，可能与当地金属冶炼与机械工艺的水平有关，据说乾隆皇帝就以成本高但命中率没有显著进步而拒绝推广燧发枪，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及之后的内外战争中，火绳枪更是各方高度依赖的致胜武器。
相比于中国，日本的封建募兵制度更像中世纪的欧洲。在镰仓时代（1192-1333），战争由佩刀的武士进行，他们是职业军人，逐级向上效忠，直至大名和关白；跟随武士从事运输后勤和土木工程作业的人则被称为足轻，他们是普通农民，不能佩刀，战时手持木棍铁锄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，平时种田并向地主和武士纳粮。室町、战国时代（1333-1573），战争规模越来越大，武士披甲戴盔，有的还骑上战马，足轻也配备了弓箭直接参加战斗。到了惨烈动荡的安土桃山时代（1573-1603），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名纷纷购买或制造火绳枪，传统的武士个人战法逐渐为冷热兵器结合的团体作战取代。各家军阀都组建了火绳枪队，“铁炮足轻”也应运而生，他们往往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。日本俗语说“足轻杀死关白”，犹如象棋中的过河小卒顶大车，由于技术（或规则）的变化往昔的权势与地位全然失效。
1575年的长筱会战中，织田信长（1534—1582）的军队借助装备火绳枪的“铁炮队”，一举击溃对手武田家的强悍骑兵，以弱藩的身份称雄日本，为日后全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。及至丰臣秀吉（1537—1598）登台，更是不惜重金购置“铁炮”，还曾借助与天主教有密切关系的大名，从澳门大量进口硝石和铅等与火绳枪有关的军需品。在两次入侵朝鲜的战争（1592-1593,1597-1598）中，丰臣都以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小西行长（1558-1600）为先锋，不仅允许他以十字旗为军旗，还容忍了其动员令中将朝鲜征服为“天主之国”的说辞。在攻占平壤的战役中，日本人的“铁炮队”显示了巨大威力。图7和图8出自另一位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（1798－1861）之手，表现日军“铁炮足轻”轮番射击和在雨中战斗的场面：前图中可见明显的引火绳，农民出身的士兵也穿上了轻便的甲衣并佩刀；后图主要表现足轻身披蓑衣防止火药受潮，特别注意火盖上还加上了防雨盒套。
葡萄牙是第一个海上帝国，1494年通过教皇斡旋达成的德西利亚斯条约（treaty of tordesillas）获得东方“保教权”。沙勿略（francis xavier, 1506-1552）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，1540年奉葡王若望三世（joão iii，1502-1557）派遣，以教皇使者名义前往亚洲，先后在印度的果阿（goa）、新加坡、马六甲等地传教。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，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导引下，携同另外两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，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。图9为葡萄牙画家里贝罗（avelar rebelo，c.1600-1657）的作品，描绘1541年4月9日沙勿略启程东航前在里斯本向若望三世辞别的情景。
图9 里贝罗《沙勿略辞别若望三世》（1635），现收藏处不详，图片来源：维基百科
沙勿略抵达日本的当年，在鹿儿岛地区就发展了一百多位信众，两年后离开时奉教者已逾千人。不过他的更大目标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，1552年8月搭乘一艘葡萄牙商船抵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，因明朝海禁严厉无法进入内地，最终病死在岛上。几十年以后，他的继承者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，1552-1610）等人相继来到中国，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。
沙勿略在日本的继承人是范礼安（alexander valignano,1539－1606），作为罗马教宗任命的印度和远东地区的巡视员，他曾于1579-1583年、1590-1592年和1598-1603年三次访问日本，提倡采取“适应”（adaptation）策略传教，不与当地神道文化直接冲突，致力于培养日本神父。范礼安身材高大，外出时身边总是跟着一个非洲裔随从，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好奇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数位大名还有一些藩主、城主相继皈依了天主教，1582年前后日本已有近200所天主教堂，基督徒人数达到15万。在几十年的时间内，耶稣会控制的长崎从一个冷寂的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化的商贸港口。少数奉教大名为了自身利益或保护教区，还招募随船而来的西洋雇佣兵，并充任“铁炮队”的教官。
要说明的是，沙勿略、范礼安（以及后来前往中国的利玛窦、汤若望、南怀仁等人），虽然不是葡萄牙人，因为教皇“保教权”的规定，都属于“葡系”人马，也就是在葡国学习或研修、向葡王宣誓效忠、乘葡国海船出洋，以耶稣会士为主。然而不久，随着西班牙势力的崛起，德西利亚斯条约逐渐失去约束力，西班牙的船队也来到日本，方济会、道明会、奥斯丁会等修会的传教士接踵而至。他们多来自菲律宾和南海岛屿，同样被日本人视为“南蛮”。
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态度相当宽容，允许传教士在他的都所安土城（今日滋贺县近江八幡市）内设立教堂。1582年织田在本能寺之变中葬身火海，丰臣秀吉战胜诸多反叛者继承大位，成为日本摄政的关白。丰臣出身卑微，生父曾是某位藩主手下的足轻，本人身材短小其貌不扬，17岁那年成为织田信长的家仆，等级为“草履取”，意思大概是专为主人提鞋的低级佣人。由于服务周到，很快赢得主人欢心，不久擢升为步兵头目。在1570年的金崎之战中，丰臣秀吉挺身而出担任殿后，依靠几十支“铁炮”，成功掩护了织田大军逃离险境。
丰臣秀吉一开始对天主教还比较友善，1583年修筑大阪城时，还将一块最好的地皮赠给教会，这一举动曾让心绪不宁的传教士和奉教大名欢欣鼓舞。除了“铁炮”之外，丰臣对各种西洋舶来品也十分着迷，绞尽脑汁地想搞明白望远镜、八音盒与机械钟表的原理，晚年还多次以西洋货赐赠下属。1586年，日本天主教区副主教科埃略（gaspar coelho,c.1529-1590）来到大阪，劝说丰臣与那些天主教大名结盟翦除常存逆心的龙造寺氏和岛津氏。这一提议正迎合了他征伐九州的计划，不仅隆重接待科埃略率领的众多传教士及神学院学生，还颁发了两张空头支票即象征性的“朱印状”，特许他们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传教。作为回报，葡萄牙人除了保证继续提供生丝、铅块和硝石之外，还表示愿为丰臣未来的渡海侵朝和对中国的战争提供两艘葡萄牙船，并说到时还可以通过在印度的葡萄牙总督提供援军。正是后一点引起生性多疑的摄政关白的警惕，只是表面上不动声色。1587年，在平定九州、行将统一日本之际，丰臣对科埃略进行了回访，后者安排他参观停泊在长崎港的葡萄牙新型战船。看到葡人的坚船利炮，更加重了他的疑心。
1587年7月24日，丰臣秀吉在筑前箱崎（今福冈市）下达“伴天连追放令”。“伴天连”是葡萄牙语神父（padre）的日语（バテレン）汉字转音，“追放”就是驱逐的意思。他认定天主信仰为邪教，勒令所有西方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；然而考虑到“南蛮”贸易的实际利益，法令第四、五款严格区分了通商和传教，称“黑船”为通商而来另当别论，今后亦可进行长年之贸易等等。传教士们则以等候季风为由希望宽限到来年再离境，这一要求竟然被默许了，也未对基督徒实行大规模的迫害。各个修会仍在暗中传教布道，尤以方济各会士的活动最具挑战性。
又过了9年，即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的1596年底，一艘从马尼拉出发、原来要驶向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型商船，因遇风暴漂流到土佐藩的浦户（今属高知县），船上满载的高价货物被截留，丰臣秀吉冀图以此补充再次出征朝鲜的费用。另一个说法是：西班牙船长在与丰臣的部下交谈时，指着地图向后者炫耀西班牙帝国拥有的领土，当被问及如何得到这些土地时，船长说先派遣传教士使其民众成为天主教徒，然后里应外合征服该国。
1597年初，丰臣秀吉发布了更为严苛的禁教令，以防西班牙传教士与天主教徒的抗议与异动。京都执行长官奉命抓捕了26名天主教徒，后又带到教徒云集的长崎，于1597年2月5日处以残酷的极刑。26人中有4位西班牙籍传教士、1位墨西哥（当时称“新西班牙”）籍修士、1位葡萄牙籍修士，还有包括3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0位日本信徒。目击者称他们都坚守信仰从容赴死，后来被罗马教廷封为“日本二十六圣人”。
图11是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科·马菲(francesco maffei,1605-1660)的作品，要说明的是：26人中不都是方济各会传教士与信徒，其中有3人属于耶稣会。
在浮世绘兴起以前，主宰和画的是土佐与狩野两大流派。狩野派的鼻祖狩野正信（1434-1530）供职于足利幕府，作品融合中国水墨画风格，他领导的画派兴盛于15世纪的室町时代，其子孙门徒相继成为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（1543-1616）等权势家族的御用画师。这一画派多以血缘或婚姻关系为纽带传承发展，经过正式认定的优秀门徒也可改姓“狩野”。狩野内膳（1570-1616）就是这样一位画师，他的代表作包括大型屏风画《丰国祭礼图》（1604）、《南蛮人渡来图》（c.1600）等。前者是为丰臣秀吉去世7周年祭礼绘制的，后者则是描绘葡萄牙商船抵达长崎港以及所谓“南蛮”贸易的情况。1593年前后狩野内膳曾往长崎参观访问，对当地的环境有亲身的体验。
现已确认共有5件带有狩野内膳落款与印章的“南蛮屏风”，分别由日本的神户市立博物馆、旧川西家、文化厅（现寄藏于九州国立博物館）、葡萄牙里斯本的国立古代艺术馆以及一个美国私人收藏，其中最精致的当属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那一对，左右两屏每屏六折，在覆盖着纸、金箔、丝绸、铜镀金的板面上以漆与蛋彩颜料混合制作，尺寸分别为178×366.4厘米和172.8×380.8厘米，板厚2厘米，下角可见“狩野内膳笔”款记和白文方壶印“内膳”。
有人认为左、右两屏分别表现葡萄牙商船离港（印度果阿或中国澳门）与抵达日本的场面，原因是左屏中的船正鼓起风帆，右屏中的船不但降下了帆，而且船头上的水手正要抛下巨大的铁锚。当时的港口都比较简陋，大型船只只能在近岸处抛锚，依靠小艇接驳人员与货物，这些图中都有表现。但是仔细观察图中诸多景物形象，应该确认画的是商船驶离和抵达同一日本港口也就是长崎的景象。神户市立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则是《南蛮人渡来图》（arrival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screen）。
画中的“南蛮船”都有三根桅杆，船身很高，船尾呈弧形翘起，右屏船首还可见一根巨大的斜桅。这是大航海时代西方最常见的卡拉克（carrack）帆船。下图是葡萄牙收藏的“南蛮屏风”中的“南蛮船”，可以清楚看到斜桅上挂着三角帆，主桅和前桅上则是长方形的横帆。
里斯本古代艺术馆收藏的“南蛮屏风”比较难见，下面是该馆网上公布的图像，得知一共有两对，如图17。根据该馆的说明，上面那一对系狩野内膳所绘，图16即其左屏右半部（缺最右边半折）红框内的部分；下面那一对是另一位狩野派画师kano domi的作品，他与狩野内膳的关系不太清楚。
“卡拉克”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阿拉伯航海家，大约1400年前后，葡萄牙人对当时往来于地中海的阿拉伯帆船作了改进，由一桅增加至三至四桅，后来又在船首配备了斜桅，巨大的横帆与三角帆可为远洋航行提供足够的动力，即使逆风时也能按“之”字抢风前行。又设置了多层甲板以便拥有充足的船舱摆放货物和容纳水手。配备火炮的卡拉克帆船为海上战争带来新的元素，海战不再是弓弩互射和两船间的接舷战，而转变为编队作战与炮击为主的战斗形式。在欧洲殖民者从事探险、掠夺资源、贩卖奴隶、建立海上霸权的过程中，卡拉克帆船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492年8月哥伦布首航美洲的旗舰《圣玛利亚》号就是一艘卡拉克帆船，其尺寸或吨位学界还有争议，估计排水量在100吨上下，连同哥伦布和船主在内共有乘员39人。图18是佛拉芒画家凡·埃特维尔（andries van eertvelt,1590-1652）根据想象绘制，画的是《圣玛利亚》号在加勒比海岛前泊锚的情况。实际上，该船于当年圣诞夜触礁沉没，哥伦布及上面的船员转移到同行的另外两艘船上才完成了航行任务。
图19是一艘著名的卡拉克武装商船《圣卡塔琳娜》号及跟随她的葡萄牙船队远航的场景，画家可能是佛拉芒的帕蒂尼尔（joachim patinir,c.1480-1524）。该船长38米、宽13米，吃水深度4.5米，排水量800吨，装备了140门火炮，1512年在印度科钦（kochi）动工修造，1520年建成下水，是瓦斯科·达伽马（vasco da gama,c.1460-1524）1524年以印度总督身份第三次前往印度时的旗舰，他抵达印度不久就染疾身亡。1525年《圣卡塔琳娜》从印度返回葡萄牙的途中失踪，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宗谜案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多数卡拉克帆船的船身都涂上防腐防锈的黑漆或黑色柏油，后来日本人就一直把跨洋而来的武装船只称为“黑船”。
仔细观摩狩野内膳的屏风画，还可以获得许多涉及全球贸易和东西交流的有趣信息。“南蛮船”的桅杆上与桅杆之间的缆绳上，都有水手或比水手级别低的索环工，个个身手不凡，如同杂技演员一般。有些人肤色黝黑或呈深棕色，表明他们可能来自非洲、印度或马来半岛。在风力驱动的帆船航海时代，桅杆上的水手要根据船长或大副的指令升降和调整巨大的风帆，这是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。上面帕蒂尼尔作品中，也可以看到站在满风疾驶的帆顶操作的水手形象。
图20是左屏风左边两折的下部：可以看见一个骑着大象的“南蛮”，被几位深肤色的随从簇拥着。在他前面，几个仆人抬着一台轿椅，上面坐着一位白衣老者，有人认为是丰臣秀吉。其实这一猜测的可能性不大，丰臣出行的仪仗不会如此简朴，也从未用过“蛮种”仆役；如果是日本人而非“南蛮”，可能也就是个奉教的藩主。这一群人正经过一个看似富贵人家的前庭，门前可见男主人与他的儿子，妻子则在内室里面向外张望。
图21是右屏风左半部的下方：可以看见“南蛮”的队列，他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衣裤，戴帽，佩剑，裤身肥大，足登尖嘴的长靴，有人披着大氅，手中大多握着白色纱巾。随从则赤脚，或擎着伞，或牵着名贵的阿拉伯马和灵缇犬，抬着礼品箱和作为礼物的南亚虎。左下角有狩野内膳的签名和方壶印章。
最有意思的是右屏的右半边，如图22：那是“南蛮”队列最前面的几个人，红衣人是他们的首领，前面有人引路，后面有人撑伞，还有贴身的护卫或副官。再向前，他的一名下属（多半是译员）正与一名教士交谈，应该是向后者介绍来客的身份。谈话教士的后方是一群传教士，穿黑袍的是耶稣会士，穿灰袍系腰绳并赤脚的是方济各会士。传教士们身后则是当地信徒，男女老少都有，穿着也显示了不同的社会身份。这群人站立的地方应该是在一条繁华街巷的入口，道旁可见一家出售兽皮的商铺，橱窗中露出的虎皮豹皮应该来自异域；与它相邻的多半是一家旅舍（或妓院），女主人站在门前作招呼状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室内的被褥与摆着酒食的餐桌。
图23是此屏右上角的建筑，应该是一座天主教堂，屋脊上可见一个怪异的十字架，形状与著名的奉教大名小西行长家的族徽（图24）颇为相似。教堂内供奉着圣母的画像，教士正为信徒祷告，两名武士分别跪在堂内外，可能在等待受洗。
最后来看图25，即右屏中部上方的“南蛮”群像：他们可能是船上的水手或随船而来的小贩，也可能是侨居当地的“南蛮”，聚集在临近停泊地的岸边摆设地摊，兜售的物品有猴子、鹦鹉、麝香猫、兔子、丝绸、非洲鼓等。
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，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，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“远夷”的时候，日本人则称其为“南蛮”，葡萄牙-西班牙系的“南蛮”之后则有荷兰系的“红毛”或“红蕃”，都有非我族类并含鄙视之意。在欣赏羡慕西方的火器与各种奇巧淫技的同时，中、日两国统治者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也保持着充分的戒备。“黑船”之名起于织田、丰臣时代，连同其上的火炮和载来的猛兽一道，原本含有不祥之兆的意味。然而较之中国，日本人的传统没有那样悠久深远，即使在“伴天连追放令”颁布之后，“南蛮”贸易照常进行；江户幕府尽管长期实行锁国政策，并没有阻碍“兰学”的流行。到了1853年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（matthew perry,1794-1858）率领炮舰冲进江户湾（即东京湾），货真价实的“黑船”击溃了旧传统与旧制度，日本的门户完全打开，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此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。
[2]戚继光. 2001.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戚继光文集精. 北京中华书局.
[3]南浦文之. 1606. 铁炮记. 南浦文集（1625）. 网上文本.
[4]王兆春. 1998. 中国科学技术史/军事技术卷. 北京科学出版社.
[5]戚印平. 2003.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.商务印书馆.
[6]赵德宇. 论16、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. 南开学报. 1999年第6期. 116-124页.
[7]铃木良一著. 郝迟译. 1983. 丰臣秀吉.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.
[8]克劳列著. 陆大鹏译. 2016. 征服者：葡萄牙帝国的崛起.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.
[9]莫里森著. 陈太先等译. 2014. 哥伦布传（上下卷）. 北京商务印书馆.
[10]http://www.museudearteantiga.pt/collections/art-of-the-portuguese-discoveries/namban-folding-screens
《南蛮人渡来图》的“南蛮”首领与传教士们
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，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，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“远夷”的时候，日本人则称其为“南蛮”。
撰文 | 刘钝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/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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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蛮”本是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南方少数民族歧视性的称谓，在日本战国时代晚期的16世纪，则专指葡萄牙或西班牙人，相当于明代中国人所称的“佛郎机人”。当时日本人的地理概念相当模糊，只知道这些人多从南亚、东南亚或南海泛舟而来，故称之为“南蛮”（nanban）。他们乘坐的大帆船，则被称为“南蛮船”。16、17世纪日本的绘画中，有许多关于“南蛮船”的描绘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狩野内膳（1570-1616）绘制的“南蛮屏风”画了。在介绍这幅涉及东西方交流的名作之前，让我们先从日本人最早见到的“南蛮”说起。
1543年，也就是哥白尼的《天球运行论》与维萨留斯的《人体构造》同时出现的那一年，一艘从暹罗（泰国）经澳门驶往舟山群岛一带的武装走私船遭遇台风，漂流到日本九州以南大隅群岛中的种子岛（现属鹿儿岛县管辖）上。船长是一个自称五峰先生的“大明儒生”，真名是王直或汪直，安徽歙县人，生年不详。他如果生在一个开明外向的社会，很可能成为一位跨国商贸集团的老总，或者扬威海外的民族英雄，可惜际逢明朝禁海的时代，只能当个海盗集团的老大，最终于1559年被官府捕杀。话说当年船上有近百名船员，都是被明朝官民称为倭寇的法外之徒，船上还有几个葡萄牙人，他们的相貌穿着与东方人完全不同，语言也不通，被当地人目为奇观。其中两个为首的葡萄牙人手里总是拿着件二三尺长的铁管，沉甸甸的，装填上火药，以火绳引燃，一阵浓烟一声巨响之后，管中的铅弹即可飞出打击远方目标。
种子岛的领主惠时是日本战国时代岛津氏的家臣，其子时尧（1528-1579）当年只有15岁，闻讯后立即率领数十叶小舟找到这艘海盗船。他对船上两位“蛮种”手中的家什十分感兴趣，不但出重金购买了“铁炮”，而且学会了如何瞄准、发射与制备火药，又着岛上数名铁匠仿制，都没有成功。翌年又有“蛮种贾胡”来岛，遂请著名工匠八板金兵卫拜师学艺，“渐经时月，知其巷而藏之，于是岁余而新制数十之铁炮，然后制造。”当时日本正处于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，各地领主、大名闻风而动，不久“种子岛铳”（tanegashima gun）就传遍日本各地，种子岛也名声大振。
若干年后（1606年），时尧之子久时请临济宗僧人南浦文之（1555-1620）著《铁炮记》以志其事，文称：
贾胡之长有二人，一曰牟良叔舎，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，手携一物，长二三尺。其为体也，中通外直，而以重为质；其中虽常通，其底要密塞。其傍有一穴，通火之路也。形象无物之可比伦也。其为用也，入妙药于其中，添以小团铅，先置一小白于岸畔，亲手一物，修其身、眇其目，而自其一穴放火，则莫不立中矣。其发也，如掣电之光；其鸣也，如惊雷之轰，闻者莫不掩其耳矣。置一小白者，如射者之栖鹄于俟中之比也。此物一发，而银山可摧、铁壁可穿也。奸宄之为仇、于人之国者，触之，则立丧其魄。
图1 南浦文之《铁炮记》书影
图2是一幅有关《铁炮记》的插画，作者可能是江户时代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（1760-1849）或其门生。画中右上方的汉字是“天文十二癸卯八月二十五日，大隅国种子岛漂流”，“天文”是日本年号，“天文十二年”即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，岁在癸卯；左上方是两位“贾胡之长”的名字：牟良叔舎”的原名应该是antónio mota（片假名的罗马对音murasyukusya），“喜利志多（侘）孟太”的原名应该是francisco zeimoto（片假名的罗马对音kirisitamota），其中“喜利志多孟太”较原文少了一个“侘”字。他们是日本人最早接触的西洋人。
图2 最早来到日本的西洋人与他们的火绳枪（葛饰北斋，约1817年绘）
所谓“铁炮”，就是火绳枪，15世纪中叶首先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使用，16世纪西欧诸国已普遍装备。使用时先从枪口倒入火药，再用长条细棍将弹丸从枪口塞入枪膛，发射前打开位于枪膛一侧的火盖（保险装置）并连接火绳，瞄准之后扣下扳机即可引爆火药。火绳枪手身上挂满弹药和一根火绳，战斗期间火绳需保持燃烧状态。
中国北宋年间就发明了初级的发射火器，元代进一步发展了火铳。带有触发与引燃装置的西洋火绳枪则于明代嘉靖年间传入中国，因其精准可以击中飞鸟，也被称作鸟铳——这里要提醒明清之际的鸟铳是战斗武器，不是现在意义的鸟枪。明代名将戚继光（1528-1588）《纪效新书》《练兵实纪》、赵士桢（约1553-1611）《神器谱》等兵书都有记载。戚家军的“鸳鸯阵”（12人一组的战斗序列）里也配备了火绳枪手，如图4。
在谈到技术与发明对社会的影响时，马克思说“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”，验之于热兵器在欧洲的流行颇有道理。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，人类间的战争从冷兵器时代真正进到热兵器时代。荷兰的毛里茨亲王（maurits van nassau，1567-1625）在尼德兰战争期间对军事改革做出过重大贡献，他把火绳枪手从装弹到射击的过程分解成42个单一的连续动作，还为每个动作规定了发令词，训练士兵按照这种机械化的程式战斗。图5是毛里茨率领的荷兰联省军队的战斗队列：方阵中间的长矛兵专门对付敌方骑士的冲锋，两翼分布着排成若干列的火绳枪手，轮番上前射击以保持火力不断。最终荷兰人战胜了强大的西班牙-奥地利系神圣罗马帝国而赢得独立。
火绳枪的缺点是操作复杂，从毛里茨亲王专门制定操作程式就可以看出来，另外每个枪手需在身上携带长达数米的火绳，一不小心就会点燃自己背缚的弹药，遇上风雨天还要防止火绳熄灭。后来有一位法国锁匠发明了借助弹簧撞击燧石引爆火药的装置，17世纪中叶欧洲军队已普遍用燧发枪取代火绳枪，只是人们还是习惯把使用热兵器的步兵称为火枪手。图6是伦勃朗（rembrandt, 1606-1669）的名画《夜巡》，画中的主要角色全都实有其人，持枪人手中的火器更可能是燧发式滑膛枪。
火绳枪在东亚的寿命更长一些，可能与当地金属冶炼与机械工艺的水平有关，据说乾隆皇帝就以成本高但命中率没有显著进步而拒绝推广燧发枪，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及之后的内外战争中，火绳枪更是各方高度依赖的致胜武器。
相比于中国，日本的封建募兵制度更像中世纪的欧洲。在镰仓时代（1192-1333），战争由佩刀的武士进行，他们是职业军人，逐级向上效忠，直至大名和关白；跟随武士从事运输后勤和土木工程作业的人则被称为足轻，他们是普通农民，不能佩刀，战时手持木棍铁锄充当摇旗呐喊的角色，平时种田并向地主和武士纳粮。室町、战国时代（1333-1573），战争规模越来越大，武士披甲戴盔，有的还骑上战马，足轻也配备了弓箭直接参加战斗。到了惨烈动荡的安土桃山时代（1573-1603），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名纷纷购买或制造火绳枪，传统的武士个人战法逐渐为冷热兵器结合的团体作战取代。各家军阀都组建了火绳枪队，“铁炮足轻”也应运而生，他们往往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。日本俗语说“足轻杀死关白”，犹如象棋中的过河小卒顶大车，由于技术（或规则）的变化往昔的权势与地位全然失效。
1575年的长筱会战中，织田信长（1534—1582）的军队借助装备火绳枪的“铁炮队”，一举击溃对手武田家的强悍骑兵，以弱藩的身份称雄日本，为日后全境的统一奠定了基础。及至丰臣秀吉（1537—1598）登台，更是不惜重金购置“铁炮”，还曾借助与天主教有密切关系的大名，从澳门大量进口硝石和铅等与火绳枪有关的军需品。在两次入侵朝鲜的战争（1592-1593,1597-1598）中，丰臣都以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小西行长（1558-1600）为先锋，不仅允许他以十字旗为军旗，还容忍了其动员令中将朝鲜征服为“天主之国”的说辞。在攻占平壤的战役中，日本人的“铁炮队”显示了巨大威力。图7和图8出自另一位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（1798－1861）之手，表现日军“铁炮足轻”轮番射击和在雨中战斗的场面：前图中可见明显的引火绳，农民出身的士兵也穿上了轻便的甲衣并佩刀；后图主要表现足轻身披蓑衣防止火药受潮，特别注意火盖上还加上了防雨盒套。
葡萄牙是第一个海上帝国，1494年通过教皇斡旋达成的德西利亚斯条约（treaty of tordesillas）获得东方“保教权”。沙勿略（francis xavier, 1506-1552）是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，1540年奉葡王若望三世（joão iii，1502-1557）派遣，以教皇使者名义前往亚洲，先后在印度的果阿（goa）、新加坡、马六甲等地传教。154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，沙勿略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导引下，携同另外两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，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。图9为葡萄牙画家里贝罗（avelar rebelo，c.1600-1657）的作品，描绘1541年4月9日沙勿略启程东航前在里斯本向若望三世辞别的情景。
图9 里贝罗《沙勿略辞别若望三世》（1635），现收藏处不详，图片来源：维基百科
沙勿略抵达日本的当年，在鹿儿岛地区就发展了一百多位信众，两年后离开时奉教者已逾千人。不过他的更大目标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，1552年8月搭乘一艘葡萄牙商船抵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，因明朝海禁严厉无法进入内地，最终病死在岛上。几十年以后，他的继承者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，1552-1610）等人相继来到中国，为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。
沙勿略在日本的继承人是范礼安（alexander valignano,1539－1606），作为罗马教宗任命的印度和远东地区的巡视员，他曾于1579-1583年、1590-1592年和1598-1603年三次访问日本，提倡采取“适应”（adaptation）策略传教，不与当地神道文化直接冲突，致力于培养日本神父。范礼安身材高大，外出时身边总是跟着一个非洲裔随从，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好奇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数位大名还有一些藩主、城主相继皈依了天主教，1582年前后日本已有近200所天主教堂，基督徒人数达到15万。在几十年的时间内，耶稣会控制的长崎从一个冷寂的小渔村发展成国际化的商贸港口。少数奉教大名为了自身利益或保护教区，还招募随船而来的西洋雇佣兵，并充任“铁炮队”的教官。
要说明的是，沙勿略、范礼安（以及后来前往中国的利玛窦、汤若望、南怀仁等人），虽然不是葡萄牙人，因为教皇“保教权”的规定，都属于“葡系”人马，也就是在葡国学习或研修、向葡王宣誓效忠、乘葡国海船出洋，以耶稣会士为主。然而不久，随着西班牙势力的崛起，德西利亚斯条约逐渐失去约束力，西班牙的船队也来到日本，方济会、道明会、奥斯丁会等修会的传教士接踵而至。他们多来自菲律宾和南海岛屿，同样被日本人视为“南蛮”。
织田信长对天主教的态度相当宽容，允许传教士在他的都所安土城（今日滋贺县近江八幡市）内设立教堂。1582年织田在本能寺之变中葬身火海，丰臣秀吉战胜诸多反叛者继承大位，成为日本摄政的关白。丰臣出身卑微，生父曾是某位藩主手下的足轻，本人身材短小其貌不扬，17岁那年成为织田信长的家仆，等级为“草履取”，意思大概是专为主人提鞋的低级佣人。由于服务周到，很快赢得主人欢心，不久擢升为步兵头目。在1570年的金崎之战中，丰臣秀吉挺身而出担任殿后，依靠几十支“铁炮”，成功掩护了织田大军逃离险境。
丰臣秀吉一开始对天主教还比较友善，1583年修筑大阪城时，还将一块最好的地皮赠给教会，这一举动曾让心绪不宁的传教士和奉教大名欢欣鼓舞。除了“铁炮”之外，丰臣对各种西洋舶来品也十分着迷，绞尽脑汁地想搞明白望远镜、八音盒与机械钟表的原理，晚年还多次以西洋货赐赠下属。1586年，日本天主教区副主教科埃略（gaspar coelho,c.1529-1590）来到大阪，劝说丰臣与那些天主教大名结盟翦除常存逆心的龙造寺氏和岛津氏。这一提议正迎合了他征伐九州的计划，不仅隆重接待科埃略率领的众多传教士及神学院学生，还颁发了两张空头支票即象征性的“朱印状”，特许他们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传教。作为回报，葡萄牙人除了保证继续提供生丝、铅块和硝石之外，还表示愿为丰臣未来的渡海侵朝和对中国的战争提供两艘葡萄牙船，并说到时还可以通过在印度的葡萄牙总督提供援军。正是后一点引起生性多疑的摄政关白的警惕，只是表面上不动声色。1587年，在平定九州、行将统一日本之际，丰臣对科埃略进行了回访，后者安排他参观停泊在长崎港的葡萄牙新型战船。看到葡人的坚船利炮，更加重了他的疑心。
1587年7月24日，丰臣秀吉在筑前箱崎（今福冈市）下达“伴天连追放令”。“伴天连”是葡萄牙语神父（padre）的日语（バテレン）汉字转音，“追放”就是驱逐的意思。他认定天主信仰为邪教，勒令所有西方传教士在20天内离开日本；然而考虑到“南蛮”贸易的实际利益，法令第四、五款严格区分了通商和传教，称“黑船”为通商而来另当别论，今后亦可进行长年之贸易等等。传教士们则以等候季风为由希望宽限到来年再离境，这一要求竟然被默许了，也未对基督徒实行大规模的迫害。各个修会仍在暗中传教布道，尤以方济各会士的活动最具挑战性。
又过了9年，即丰臣秀吉去世前不久的1596年底，一艘从马尼拉出发、原来要驶向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型商船，因遇风暴漂流到土佐藩的浦户（今属高知县），船上满载的高价货物被截留，丰臣秀吉冀图以此补充再次出征朝鲜的费用。另一个说法是：西班牙船长在与丰臣的部下交谈时，指着地图向后者炫耀西班牙帝国拥有的领土，当被问及如何得到这些土地时，船长说先派遣传教士使其民众成为天主教徒，然后里应外合征服该国。
1597年初，丰臣秀吉发布了更为严苛的禁教令，以防西班牙传教士与天主教徒的抗议与异动。京都执行长官奉命抓捕了26名天主教徒，后又带到教徒云集的长崎，于1597年2月5日处以残酷的极刑。26人中有4位西班牙籍传教士、1位墨西哥（当时称“新西班牙”）籍修士、1位葡萄牙籍修士，还有包括3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0位日本信徒。目击者称他们都坚守信仰从容赴死，后来被罗马教廷封为“日本二十六圣人”。
图11是意大利画家弗朗切斯科·马菲(francesco maffei,1605-1660)的作品，要说明的是：26人中不都是方济各会传教士与信徒，其中有3人属于耶稣会。
在浮世绘兴起以前，主宰和画的是土佐与狩野两大流派。狩野派的鼻祖狩野正信（1434-1530）供职于足利幕府，作品融合中国水墨画风格，他领导的画派兴盛于15世纪的室町时代，其子孙门徒相继成为织田信长、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（1543-1616）等权势家族的御用画师。这一画派多以血缘或婚姻关系为纽带传承发展，经过正式认定的优秀门徒也可改姓“狩野”。狩野内膳（1570-1616）就是这样一位画师，他的代表作包括大型屏风画《丰国祭礼图》（1604）、《南蛮人渡来图》（c.1600）等。前者是为丰臣秀吉去世7周年祭礼绘制的，后者则是描绘葡萄牙商船抵达长崎港以及所谓“南蛮”贸易的情况。1593年前后狩野内膳曾往长崎参观访问，对当地的环境有亲身的体验。
现已确认共有5件带有狩野内膳落款与印章的“南蛮屏风”，分别由日本的神户市立博物馆、旧川西家、文化厅（现寄藏于九州国立博物館）、葡萄牙里斯本的国立古代艺术馆以及一个美国私人收藏，其中最精致的当属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的那一对，左右两屏每屏六折，在覆盖着纸、金箔、丝绸、铜镀金的板面上以漆与蛋彩颜料混合制作，尺寸分别为178×366.4厘米和172.8×380.8厘米，板厚2厘米，下角可见“狩野内膳笔”款记和白文方壶印“内膳”。
有人认为左、右两屏分别表现葡萄牙商船离港（印度果阿或中国澳门）与抵达日本的场面，原因是左屏中的船正鼓起风帆，右屏中的船不但降下了帆，而且船头上的水手正要抛下巨大的铁锚。当时的港口都比较简陋，大型船只只能在近岸处抛锚，依靠小艇接驳人员与货物，这些图中都有表现。但是仔细观察图中诸多景物形象，应该确认画的是商船驶离和抵达同一日本港口也就是长崎的景象。神户市立博物馆的正式名称则是《南蛮人渡来图》（arrival of the southern barbarians screen）。
画中的“南蛮船”都有三根桅杆，船身很高，船尾呈弧形翘起，右屏船首还可见一根巨大的斜桅。这是大航海时代西方最常见的卡拉克（carrack）帆船。下图是葡萄牙收藏的“南蛮屏风”中的“南蛮船”，可以清楚看到斜桅上挂着三角帆，主桅和前桅上则是长方形的横帆。
里斯本古代艺术馆收藏的“南蛮屏风”比较难见，下面是该馆网上公布的图像，得知一共有两对，如图17。根据该馆的说明，上面那一对系狩野内膳所绘，图16即其左屏右半部（缺最右边半折）红框内的部分；下面那一对是另一位狩野派画师kano domi的作品，他与狩野内膳的关系不太清楚。
“卡拉克”这一名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阿拉伯航海家，大约1400年前后，葡萄牙人对当时往来于地中海的阿拉伯帆船作了改进，由一桅增加至三至四桅，后来又在船首配备了斜桅，巨大的横帆与三角帆可为远洋航行提供足够的动力，即使逆风时也能按“之”字抢风前行。又设置了多层甲板以便拥有充足的船舱摆放货物和容纳水手。配备火炮的卡拉克帆船为海上战争带来新的元素，海战不再是弓弩互射和两船间的接舷战，而转变为编队作战与炮击为主的战斗形式。在欧洲殖民者从事探险、掠夺资源、贩卖奴隶、建立海上霸权的过程中，卡拉克帆船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1492年8月哥伦布首航美洲的旗舰《圣玛利亚》号就是一艘卡拉克帆船，其尺寸或吨位学界还有争议，估计排水量在100吨上下，连同哥伦布和船主在内共有乘员39人。图18是佛拉芒画家凡·埃特维尔（andries van eertvelt,1590-1652）根据想象绘制，画的是《圣玛利亚》号在加勒比海岛前泊锚的情况。实际上，该船于当年圣诞夜触礁沉没，哥伦布及上面的船员转移到同行的另外两艘船上才完成了航行任务。
图19是一艘著名的卡拉克武装商船《圣卡塔琳娜》号及跟随她的葡萄牙船队远航的场景，画家可能是佛拉芒的帕蒂尼尔（joachim patinir,c.1480-1524）。该船长38米、宽13米，吃水深度4.5米，排水量800吨，装备了140门火炮，1512年在印度科钦（kochi）动工修造，1520年建成下水，是瓦斯科·达伽马（vasco da gama,c.1460-1524）1524年以印度总督身份第三次前往印度时的旗舰，他抵达印度不久就染疾身亡。1525年《圣卡塔琳娜》从印度返回葡萄牙的途中失踪，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宗谜案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多数卡拉克帆船的船身都涂上防腐防锈的黑漆或黑色柏油，后来日本人就一直把跨洋而来的武装船只称为“黑船”。
仔细观摩狩野内膳的屏风画，还可以获得许多涉及全球贸易和东西交流的有趣信息。“南蛮船”的桅杆上与桅杆之间的缆绳上，都有水手或比水手级别低的索环工，个个身手不凡，如同杂技演员一般。有些人肤色黝黑或呈深棕色，表明他们可能来自非洲、印度或马来半岛。在风力驱动的帆船航海时代，桅杆上的水手要根据船长或大副的指令升降和调整巨大的风帆，这是一项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。上面帕蒂尼尔作品中，也可以看到站在满风疾驶的帆顶操作的水手形象。
图20是左屏风左边两折的下部：可以看见一个骑着大象的“南蛮”，被几位深肤色的随从簇拥着。在他前面，几个仆人抬着一台轿椅，上面坐着一位白衣老者，有人认为是丰臣秀吉。其实这一猜测的可能性不大，丰臣出行的仪仗不会如此简朴，也从未用过“蛮种”仆役；如果是日本人而非“南蛮”，可能也就是个奉教的藩主。这一群人正经过一个看似富贵人家的前庭，门前可见男主人与他的儿子，妻子则在内室里面向外张望。
图21是右屏风左半部的下方：可以看见“南蛮”的队列，他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衣裤，戴帽，佩剑，裤身肥大，足登尖嘴的长靴，有人披着大氅，手中大多握着白色纱巾。随从则赤脚，或擎着伞，或牵着名贵的阿拉伯马和灵缇犬，抬着礼品箱和作为礼物的南亚虎。左下角有狩野内膳的签名和方壶印章。
最有意思的是右屏的右半边，如图22：那是“南蛮”队列最前面的几个人，红衣人是他们的首领，前面有人引路，后面有人撑伞，还有贴身的护卫或副官。再向前，他的一名下属（多半是译员）正与一名教士交谈，应该是向后者介绍来客的身份。谈话教士的后方是一群传教士，穿黑袍的是耶稣会士，穿灰袍系腰绳并赤脚的是方济各会士。传教士们身后则是当地信徒，男女老少都有，穿着也显示了不同的社会身份。这群人站立的地方应该是在一条繁华街巷的入口，道旁可见一家出售兽皮的商铺，橱窗中露出的虎皮豹皮应该来自异域；与它相邻的多半是一家旅舍（或妓院），女主人站在门前作招呼状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室内的被褥与摆着酒食的餐桌。
图23是此屏右上角的建筑，应该是一座天主教堂，屋脊上可见一个怪异的十字架，形状与著名的奉教大名小西行长家的族徽（图24）颇为相似。教堂内供奉着圣母的画像，教士正为信徒祷告，两名武士分别跪在堂内外，可能在等待受洗。
最后来看图25，即右屏中部上方的“南蛮”群像：他们可能是船上的水手或随船而来的小贩，也可能是侨居当地的“南蛮”，聚集在临近停泊地的岸边摆设地摊，兜售的物品有猴子、鹦鹉、麝香猫、兔子、丝绸、非洲鼓等。
近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与中国的时间和方式相差不多，早期的境遇也大同小异，中国的皇帝和知识分子称西方人为“远夷”的时候，日本人则称其为“南蛮”，葡萄牙-西班牙系的“南蛮”之后则有荷兰系的“红毛”或“红蕃”，都有非我族类并含鄙视之意。在欣赏羡慕西方的火器与各种奇巧淫技的同时，中、日两国统治者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也保持着充分的戒备。“黑船”之名起于织田、丰臣时代，连同其上的火炮和载来的猛兽一道，原本含有不祥之兆的意味。然而较之中国，日本人的传统没有那样悠久深远，即使在“伴天连追放令”颁布之后，“南蛮”贸易照常进行；江户幕府尽管长期实行锁国政策，并没有阻碍“兰学”的流行。到了1853年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（matthew perry,1794-1858）率领炮舰冲进江户湾（即东京湾），货真价实的“黑船”击溃了旧传统与旧制度，日本的门户完全打开，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进程就此呈现非常不一样的面貌。
[2]戚继光. 2001.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戚继光文集精. 北京中华书局.
[3]南浦文之. 1606. 铁炮记. 南浦文集（1625）. 网上文本.
[4]王兆春. 1998. 中国科学技术史/军事技术卷. 北京科学出版社.
[5]戚印平. 2003. 日本早期耶稣会史研究.商务印书馆.
[6]赵德宇. 论16、17世纪日本天主教的荣衰. 南开学报. 1999年第6期. 116-124页.
[7]铃木良一著. 郝迟译. 1983. 丰臣秀吉.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.
[8]克劳列著. 陆大鹏译. 2016. 征服者：葡萄牙帝国的崛起.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.
[9]莫里森著. 陈太先等译. 2014. 哥伦布传（上下卷）. 北京商务印书馆.
[10]http://www.museudearteantiga.pt/collections/art-of-the-portuguese-discoveries/namban-folding-screens
